咸鱼圆

骨肉

骨肉

“我听见被锋牙利齿咬过的骨头

张开伤口说话

它没有恨我，它向我问好”

    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姥姥姥爷的头发已经花白了。这很奇怪，因为据我妈妈说他们不到四十就开始老花，那么白发当然生得更早。然而我每次长久不归，在进门的那一刻都会想：好像白发更多了。

    我通常不愿意回家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，甚至会因为方便把宿舍和宾馆简称为“家”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地址也是人住出来的。从小遇到的朋友大多是南京城原住民，很少如我这般祖籍、出生地、常住城市都不同的人，以至于我分不清哪个才是我的故乡，在别人戏称南京是安徽的省会时，才想到自己也是促成这一论断的一员。但是你的祖籍不在安徽啊！户口本大声叫嚷。所以每当我想起这个问题时，连王粲也要匆匆下楼，不愿与我争辩。

    回家最初的目的是吃饭。即使我二十岁了，姥姥姥爷还是愿意为我做饭。把排骨哐哐斩断，焯水，捞起，再大火炖煮，然后浇上糖醋汁，小火收汁，关火。最后姥爷走出厨房，端起掉漆的保温杯喝茶。

    我哥在饭桌上酸溜溜地说：“只有妹妹回来才吃这道菜。”

    我不理他。因为我知道不是的，他的菜是虎皮酿青椒。青椒皮上一层斑驳的焦褐色，似柜子里生锈的刀，也像房顶上晒太阳的猫咪；青椒腹里是半肥瘦的肉末，要加葱姜水和很多胡椒粉，搅打上劲摔打成饼。我路过闻到这味道，要打好几个喷嚏。假使他有天说：“我想吃糖醋排骨。”那么未来一周的饭桌上都是新旧交杂的糖醋排骨，让所有人（除了做饭的）厌而又厌。

    排骨是很漂亮的黑红色，有着细腻的纹理和芬芳的香气。想到生肉的腥黏，我便热爱肉的死大于它的生，当即开始不留余力地在骨头上留下咬痕。不同于玛瑙一样的外表，里面是热的、软的，被夏天滚烫的淮河水浸透了。很奇怪，糖醋排骨和虎皮青椒是全国南北都吃的菜，但家产的会格外水汽汹涌、格外辣意逼人。我沉溺于这种荤香不能自拔：醋和姜的味道构成了许多食物的基础，比如排骨，比如螃蟹。或许令我们沉迷的不是肉食本身，而是某种先导的气息，最终引领我们的思维落在肉上。

    抠门且嘴馋的人会买草排，和原先贫苦人民专爱猪下水一个道理。把肉从骨缝里丝丝剥离，发现骨头的形状竟这样嶙峋，好像一块风聆石，在大漠风沙中被吹透了几千年，靠近就会听到空洞的呜呜声。假使我要搭一个微缩园林，用它做太湖石来叠假山就很好。风干的骨头往往显露出苍白的灰色，让人忘记真实存在过的瘦肉和脂肪，鲜红和晶莹剔透。

    妈妈常对我说：教你做饭吧。我说：不。

    我害怕生。记得高中班级同读《老人与海》，我觉得好晒，好痛，几乎构成一种眩晕。然而邻座小声地说：“好饿。”我大为震撼，这天下真有爱吃生肉的人啊。生肉在我眼中依然是活的，它们有宝石般的粉红，曙似朝日，近乎悲伤地凝望刀刃。

    学会做饭意味着可以离开家了，像肉离开骨头。我执拗地希望，生活技能的欠缺可以让我在家中更长地停留。但我总有一天会远游，总有一天会支离，回来的时候只有井边的秋葵。那时候我应该学会了做饭，坐在高大的秋葵下，透过它的叶子看向寂寥的星空。

    当我离开，并穿梭在骨刺的高楼间时，会想起鱼腹里齐整的大刺。祖上本是船民，来自一条波浪宽阔、两岸稻花香的大河，后来从水里走到岸上，走到城市。不会再有一个人成为渔父了，唯有吃鱼的习惯依然保留着。我有时对生着密密小刺的鱼无从下手，因为它用力地痛恨，从腹肋拆出自己的刺作为长剑，抗击我的暴政，要向我复仇：是我害得它从水里走到岸上，生出双腿；是我的唇舌与双箸害得它骨肉分离，连骨头很快就要被楼上的花猫叼去。它原本只是一道银白纤细的月光，在夜里悄悄留下涟漪，为什么非要游到我的胃里？它说，本要北上，一直游到微山湖的荷花盛放，游回夏天和故乡。

    它举剑刺向我的喉咙，那是一柄可以划破江水的宝剑。我用渔民的血统压制它，不太成功。因为毕竟已经过去很久的时日，我的血管里奔涌着许多透明的、江南的风与水。微山湖是鱼的故乡，但不是我的，所以我不在乎。鱼肉的味道非常轻，像嚼碎一捧月光一样轻。我的舌头早不太适应北方的浓油赤酱，席慕容对草原的那种情感不会降临在我身上。

    吃完所有的肉，收拾骨头。很快我就要背上包。很久不回来。也许是六个月，也许是十二个，也许是十八个。可回来时，我依然期盼糖醋排骨和淡味的小鱼。总不可遏地想到卢卫平的《分离》，暗道骨头不会恨我吧。骨头只会问我，你还会不会说方言？噢，噢，只会说普通话了。它也会迟疑，是叫我闺女，还是囡囡呢？

FT：散文课的尝试。在终于满二十岁的寒冷的晚上，我又一次读卢卫平的《分离》。那一瞬间，想吃肉的愿望席卷了我，对于“家”的思念也达到极点。这种漂泊感偶尔会在深夜跳出来痛击我，也许是现代人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，所以容易怀旧。我不知道怎样对待这种情感，描写总是陷入颓唐，“何处仁者去分别”。只能等待白天的到来，让白得寒冷的日光驱散忧郁。